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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搬迁”的扶贫新模式 究竟难在哪

精准扶贫,要做行动上的精准,更要解决的是异地搬迁贫困户的后顾之忧,让更高水平的生活具有可持续性。欣慰的是,政府一直在努力······

本报记者 尹始学 麻红梅

洛阳还积极探索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在安置点设立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确保“群众搬到哪里、党支部建到哪里、党组织作用发挥到哪里”,制订社区公约,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引导搬迁户移旧俗树新风,真正实现“搬出来,换个活法”。

其实近年来,农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随着“家电下乡”和“农村淘宝”,工业品下乡进一步盘活了农村消费市场。靠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在城市日趋饱和的时候,经济消费的另一个增长点在农村,那里有巨大的潜在市场。进一步盘活农村市场,需要有大量的农民消费者,异地搬迁的一大功效应该是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驱动他们成为经济发展的消费者。

杨哈开的老家在广河县官坊乡槐沟村,是典型的贫困村,交通十分不便,村民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外出务工和地膜玉米种植。曾经,走出大山、脱贫致富是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愿望。幸运的是,他们生活在好时代,享受上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好政策,今年2月,杨哈开一家5口搬进了水岸花苑易地扶贫搬迁小区,过上了他们梦想中的生活。

洛阳市分管三农和扶贫工作的副市长王军介绍,目前,全市发展特色产业项目1298个,建成扶贫车间311个,共建成光伏点583个,完成技能培训13438人次,带动搬迁群众5.6万余人脱贫致富。

从与老家乡亲的交谈中,笔者了解到,集中安置的房子是全乡范围内的搬迁户聚到一起来抽签随机决定的,也就是说你的邻居可能你以前根本不认识。互联网虽然让世界变小了,但是相比于农村的“熟人社会”,重新组在一起的邻居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邻里关系的重建需要时间。并且因为安置房的建设周期,当初的异地搬迁贫困建档户的识别并没有做变量的考虑,也就是说对于家庭收人的可变动性并没有动态的测量,这样在新邻居间也会带来生活水平的差异。

“多亏了国家的扶贫政策,让我们搬出了大山,圆了新房梦!”杨哈开说起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洛阳应对办法是,一手抓搬迁户精准识别,确保每一户都符合标准,一手抓旧房拆除,推进宅基地复垦。同时保持搬迁后扶贫政策不变,对原搬迁户继续加大增收扶持。过去由于搬迁户自筹额度较大,按照政策规定其宅基地是保留的。现在免费搬迁到新居,要求必须拆除旧房,宅基地要收归集体,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群众的心理落差。

对于农民来说,生活方面愿意消费大型家电等工业品,但自给自足那部分也应保留。换句话说,农民愿意花钱去买台冰箱或者空调,却不愿意去菜市场买颗白菜。为什么呢?因为白菜是属于自给自足的那部分。这其实也是百姓很平常的想法,他们愿意攒“大”钱去买大件商品,而不是每天花小钱去逛菜市场。这其实就是不愿意搬迁的第一个原因:种菜的地没有了。先不说老人的安土重迁,对于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来说,种田经验丰富,但其他的经验很少。新的集中安置地多是在城镇或者乡镇集中区,土地珍贵。搬迁过去,意味着自给自足的这部分不可避免地放弃,这其实间接地增加了生活成本。如果没有乡镇企业或者外出务工解决收入问题,集中安置后的生活成本会大幅度地增加。并且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加快和脱贫时间的限制,有些地区出现了所谓的“强制脱贫”。而把是否搬进新房作为是否脱贫的一个标准也并不完全合理。如果仅仅把搬进新房等同于脱贫,而不考虑后续生活问题,那还不如待在老房子享受国家“低保”等政策。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搬迁困境。

该小区的搬迁户杨哈开家的客厅很敞亮,新购置的沙发、茶几等摆放有序,他们一家俨然已经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然而,老郭起初不愿意搬,经常念叨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搬进新居后,他高兴地说:“好日子来得这么快,真没想到,再也不用背着孙女走山路上学了。”

造成异地搬迁困难的最后一个原因,笔者认为是搬迁费用高。笔者了解到,要异地搬迁,前提条件是老房子必须拆。虽然笔者了解到有政策要求给予贫困户拆迁补贴,但是到基层因为种种困难,执行得并不是很好。而扶贫资金除了财政补贴外,还有部分需农户自筹。这本来也是正当的,只是有些地方对于这笔自筹款并没有很好地说明。笔者百度检索发现,不少帖子称有些地方都要求农民缴钱才能搬迁,有的地方数额还比较大,作为一笔自筹款只要耐心地解释说明,其实是不会出现质疑的。对于过高的搬迁费用,如果能更好的落实政策给予特困户一定的拆房补贴,我想很多人还是愿意搬迁的,对更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农民最朴素的愿望。

易地扶贫搬迁既要因地制宜、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又要合理确定搬迁建设方式。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该县确定了楼房集中和分散插花两种安置方式,在城关镇依托小城镇进行安置,在三甲集镇依托产业园区进行安置,分散插花依托交通要道、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采取自建、代建等方式安置。同时,为了解决搬迁群众的后顾之忧,县上投资2300多万元,为搬迁户配备必需的基本入住生活设施,“拎包入住”,让搬迁的群众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温暖。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洛阳市委、市政府深知易地扶贫搬迁对于全市扶贫工作、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意义,把扶贫搬迁当作惠及百姓的大事来抓,按照“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为民”的要求,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截至2015年底,全市累计搬迁17万人。

也有基层领导曾感叹,扶贫工作中,加班加点,百姓依旧不太理解。这其实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宣传做得不够好。就像笔者的那些老乡,他们宁愿选择向在城里工作的人咨询,去看看国家和省里是否有相关的政策措施,也不愿意在当地咨询,这样的结果是很多质疑在基层传开。这其实也是“异地搬迁”的第二个困难:很多搬迁政策,搬迁户不了解所以也不敢轻易搬迁。

由于“两山一川”的地域特点,该县70%的建档立卡户居住在南北两山的五大流域片区,自然条件艰苦,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成了最突出的问题,严重阻碍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对此,县上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认真落实“五个一批”脱贫措施,切实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依托县城、集镇和园区,抓基础设施、后续产业、服务管理建设,使其在促进贫困群众稳定脱贫上显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十三五”期间,计划投入资金8.56亿元,实施易地扶贫搬迁2820户、14828人,其中楼房集中安置2449户、12877人,分散宅院安置371户、1951人。

而对于不能复垦的宅基地,洛阳市则要求宜林则林、宜园则园。嵩县车村镇搬迁闲置下来的豫西传统风格老屋有414套,有387套已经改造成主题民宿,通过物业管理、股金分红等形式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带动了搬迁户增收。

“精准扶贫”中的“精准”除了识别精准外,笔者认为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行动精准上。在具体的搬迁实施过程中,当地扶贫部门的关怀要想不打折,就应该要考虑到百姓搬迁后生活的现实困难。而目前,在搬迁中,中央和地方也确实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保障搬迁户的生活,只是这些政策在基层贯彻得不完全彻底。乡镇作为最后一级政权,最贴近百姓生活,工作繁琐而复杂,更需要处理经验和智慧。但是随着80后、90后逐步走上乡镇领导岗位,却没有足够的基层工作经验。笔者就曾听说,有百姓不愿意和一些比自己孩子还小的乡镇领导打交道。

据该县发改局负责人马海峰介绍,水岸花苑易地扶贫搬迁小区占地49.68亩,新建安置楼11栋,搬迁安置了城关镇、祁家集镇等7个乡镇、43个行政村的建档立卡户528户、2400人。该小区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各类培训和服务,努力使搬迁群众尽快适应农民变市民的生活方式。

2016年,洛阳出台了力度空前的《“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资金投入由“十二五”时期的不足两亿元增至30亿元,进而确立了“五年任务、三年完成”的目标,易地扶贫搬迁进入了提质增速的新时代。

这几年,“精准扶贫”深入推进,脱贫人口越来越多。“异地搬迁”作为“精准扶贫”中的一大举措,不仅承担了脱贫攻坚的部分任务,对于改善贫困人口生活和保护生态环境都有积极的意义。因为搬迁就是要把一部分生活在不适宜居住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到其他地区集中安置。笔者老家地处武陵山区集中连片脱贫攻坚区,“异地搬迁”的贫困户比较多,不过笔者最近陆续收到老家的乡亲反映,建档的贫困搬迁安置户,很多都不愿意搬迁了,愿意留在老家破败的房子里而放弃新修的集中安置房。

像杨哈开一样努力奔跑和奋力追梦的脱贫群众,在该小区随处可见。

这个消息传来时,贫困户喜上眉梢,一些基层扶贫干部却犯了难。“过去许多贫困户或多或少都是自筹了部分钱搬出来的,现在搬迁一分钱都不要了,原来已经搬迁的能没意见?”嵩县扶贫办副主任刘小闯说。

其实,异地搬迁能消除表面性贫困,但是代际间的贫困,家庭发展性投入的差距如何化解?如何加强造血功能,精准扶贫的课题还很多。就如前文所说,百姓到了新的居住地,连基本的“菜园子”都无法保证,而对于农民来说,最根本的还是土地。异地搬迁后的土地问题该如何处理?有人的地方才有生气和耕地,人一旦离开了,土地也就还给自然了。土地虽是国有,但是农民的“使用权”也是一种资产,相比于城镇和城郊,边远山村的土地价值并没有很好的显现。“商业价值”姑且不说,生态价值如何凸显?并不仅仅是还给自然就有生态价值了?这是百姓的另一个担心:搬迁后的土地问题怎么解决。

2020欧洲杯外围竞猜,开启幸福新生活——广河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侧记

洛阳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旧房拆除经复垦达标后,以宅基地复垦券的形式在省内公开交易。目前,洛阳宅基地复垦券交易总收益已达6.7亿元,成为扶贫开发重要资金来源。

“精准扶贫”算得上是对贫困户较好的一次回馈,对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是一次有益的实践。近年来,从“美丽乡村”建设到“精准扶贫”,笔者在每次的返乡观察中见证了故乡的变化,也看到了乡民对于政府所做努力的热情歌颂。但是歌颂乡村的变化和希望,也不能忽视她的痛楚。

水岸花苑易地扶贫搬迁小区是近年来该县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环境、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新安县北冶镇关址村搬迁后,将全村土地集中整理后反租承包,建立千亩玫瑰生产基地,建设了玫瑰深加工生产线,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搬迁户家家有活干,户户有收入。

“以前在山上生活困难,交通不便,看病、上学、打工都不方便,现在搬到了县城,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都在小区附近,挣钱的门路也好找多了。现在,我在县城打工,媳妇在小区干零活,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杨哈开对记者说道。

积极发展产业,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搬得出”更要“稳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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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困难精准施策,把握重点把工作做细做实,把好事办好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该县成立了项目建设领导小组,与相关单位、乡镇签订了责任书,确保工程质量和建设进度。楼房集中安置采取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招标、统一监理;分散插花安置采取群众自建、代建等方式,监理、乡镇、村、社代表共同监督,真正把安置房建设成为民心工程、放心工程。

责任编辑:刘菁

“搬迁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易地扶贫搬迁是否成功,不仅要看房子有没有盖起来,贫困户有没有搬进去,更要看搬迁群众的钱袋子有没有鼓起来。该县坚持搬迁入住一户、产业培育一户、稳定脱贫一户的思路,对所有易地搬迁户根据劳力情况进行分类,建立劳务档案,通过资产收益扶持一批、规模养殖带动一批、扶贫车间就业一批、服务就业解决一批、土地流转增收一批、光伏扶贫发展一批等“六个一批”扶持措施,努力使每户搬迁户有一个增收产业,每户贫困户有一人就业或务工经商,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的目标。

2016年,还是贫困户的张嵩现从三合村搬迁到汝南社区,在社区党支部帮助下,扩大蜜蜂养殖规模,并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半辈子打光棍的他,还娶到了一位城里的媳妇。今年春节,李亚在嵩县慰问时,专门给他写了副对联:“人勤劳蜂勤酿生活甜蜜蜜,搬新房娶新娘幸福奔小康。”

图为搬迁群众在该小区内生活的情景。

本报记者杨志华 陈显萍 李纯

初夏时节,记者来到广河县水岸花苑易地扶贫搬迁小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崭新的楼宇、整洁的路面、完善的设施,处处充满着现代化生活的气息。

汝阳县牌路扶贫搬迁新型社区,建成了古朴典雅的西泰山旅游风情小镇,家家户户开宾馆、经营旅游产品,搬迁户人均纯收入由过去的不到2000元,增加到现在的9000多元。

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告诉记者,该市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高度重视,把这项工作作为全市扶贫攻坚的“头号工程”来抓,纳入城乡一体化统筹谋划,精准发力,全力推进,将世世代代贫困农民搬出深山,走出了一条“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搬迁扶贫之路。

曾担任扶贫办主任多年、不久前调任洛阳市委农办主任的杜中岳,对易地扶贫搬迁感触颇深,在他看来:“百姓心里有杆秤,只要坚持公道、阳光操作、精准发力,再复杂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在汝阳县十八盘乡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一排排崭新的楼房里充溢着欢声笑语,搬迁户胡战规常常感慨:“现在是住有新居、饮有净水、行有砼路、购有超市、娱有广场、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跟城里人一个样。”

2007年夏季,位于栾川县叫河乡深山区的瓦石村,被一场泥石流冲毁,110户贫困群众无家可归。洛阳市便将该村纳入当年搬迁规划,取得了灾后重建和搬迁扶贫的双重效果。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要搬去哪里,生活会咋样?”每一个离开故土的搬迁户难免都要心生疑问,甚至还会彷徨不前。

搬迁之初,面对散落在莽莽大山中的七八百个贫困村,从何处入手实在是个难题。洛阳市以“整体搬迁为主,零星搬迁为辅”为原则,优先搬迁生存条件恶劣、地质灾害频发及革命老区等居住相对集中的贫困村,“把钱花到刀刃上”。

实际上,“五山四岭一分川”的洛阳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贫困大市,市辖9个县(市)中,国家级贫困县5个、省级贫困县1个,大部分属于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以致于洛阳出现了严重的城乡两极分化。

“2016年以来,市里‘大手笔’的投入让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了紧紧巴巴的日子。”洛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扶贫办主任王淑霞介绍,国家规定搬迁户自筹的人均3000元,由市、县财政列入预算全部分担,搬迁户可以“拎包入住”。

而当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吹响之后,洛阳44.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仍有5.9万人需要搬迁,占全省易地扶贫搬迁人数的23%。洛阳市领导倍感责任重大,李亚18次召开市委常委会聚焦脱贫攻坚,多次专题研究部署易地扶贫搬迁,把易地扶贫搬迁摆在脱贫攻坚战最前沿、最关键位置,以“头号工程”标准来全力推进。

深石山区是洛阳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全市737个贫困重点村绝大部散布其中。“土少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农民只能靠一块块“挂”在山上的“席子薄地”糊口,人们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上学难、娶妻难、看病难。

于是,洛阳市从2009年起对搬迁资金使用实行“分类管理,差别定补”,进一步精准施策,将中央、省专项资金全部用于贫困户建房补助,并根据贫困程度,利用市配套资金在县与县、点与点、户与户之间进行差别补贴,特困户最高补贴能达到5.5万元。

从搬迁点到搬迁新村再到新型社区,洛阳扶贫搬迁取得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搬迁户不愁没活干了,已有的教育、医疗、文化等设施得到更好利用,民政、公安等公共服务轻松向安置点延伸,这一下子拉大了城镇框架,成为洛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助力器”。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在人们印象中,洛阳是繁华富庶之地。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也一度跻身全国五大工业城市。

搬迁让群众从深山的贫困“泥沼”中挣脱出来,也解放了大批劳动力。从2003年起,洛阳陆续实施“雨露计划”“春风行动”等,对搬迁户中的青壮年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由政府统一组织劳务输出。有房住、有活干,搬出来的年轻人纷纷娶上了媳妇。

搬迁,从山上到山下,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而要有一系列配套设施,让贫困户建设新家园、开启新生活。“科学规划、统筹共建,是洛阳扶贫搬迁的核心理念。”洛阳市发改委主任张伊民说。

这个夏天,嵩县黄庄乡汝南社区的张嵩现格外忙碌,在十里八乡间来回给乡亲们作蜜蜂养殖培训,还忙着参加创业大赛。斗志昂扬、满脸笑容的他,根本不像是一个右腿完全截肢的残疾人。

老郭是洛阳市已经搬迁的20余万贫困人口中的一员。在我国易地扶贫搬迁进程中,洛阳有着特殊地位。他们首开先河,18年前在全国率先探索“易地安置,搬迁扶贫”模式,为深石山区扶贫开发探索新路径、新方向。

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依托易地搬迁,打开深石山区扶贫新路

这方水土实难养活这方子民,而贫困户往往居住分散,修路、通电、通水等传统扶贫模式投入大、见效差,深石山区扶贫成了一道难题。

资金是扶贫搬迁的“生命线”,主要来源是政府补贴、群众自筹。随着搬迁的大规模实施,深石山区散居户、独居户、特困户等“搬不起”的问题日益凸显。

在新安县五头镇中心社区,北沟村贫困户王利心通过“一进二看三算四议五公开六确定”精准识别后,去年住进了三室两厅大房子。“在山上住了20多年的砖窑房,拆掉真是舍不得。但老房子,手一敲,墙就‘掉渣渣’,跟这里可没法比。”王利心觉得人活着应该向前看。

“十三五”以来,全市共建设安置点243处,已经完成搬迁3.9万人。洛阳市市长刘宛康满怀信心地说,到今年年底,洛阳全市剩余纳入搬迁范围的20497名贫困群众将全部入住新房。届时,洛阳历时18年之久的易地扶贫搬迁要画上一个句点,而世居大山深处与贫困相伴的农民,将在新家园中踏上追求美好生活的起点。

新房新生活,不少事情都要从头学起。嵩县黄庄乡汝南社区居民范钦成刚搬进来时,“不会用液化气,担心会爆炸,摸都不敢摸,马桶也不知道怎么用,多亏有乡干部上门来教。”

易地扶贫搬迁,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谁该优先搬迁、资金如何分配、宅基地如何处理……每个环节都牵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稍有不慎,就会产生矛盾,把好事办坏。

再加上十年九旱、灾害频发,相当多的贫困户过着“点油灯、推石磨、手拉肩扛上山坡”近乎原始的生活。1996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到洛阳山区调研时发现,有贫困户穷得竟然连100元面额的人民币都没见过。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劳务输出是洛阳搬迁户脱贫致富最主要的途径。每年输出近两万人,人均年收入两万元左右。嵩县木植街乡农民张金龙甚至漂洋过海,到新加坡打工,一年能挣10多万元。

搬迁扶贫与新型农村社区统筹谋划,建设安居乐业新家园

“精准扶贫行动开展之后,搬迁户增收渠道明显增多,经商、餐饮、家庭宾馆等业态不断出现。”王淑霞说,2016年以来,洛阳在易地扶贫搬迁中积极开展产业扶贫,实施搬迁后续发展“5个1”,推出特色农林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扶贫车间、公益性岗位等,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为弱势群体增加就业机会。

栾川县积极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鼓励企业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设“扶贫车间”。中钛集团纸袋加工扶贫车间已开设98个,带动1855名贫困群众就业。“纸袋加工简单,一学就会,很适合年纪大、文化程度低的贫困户就业。”栾川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朱宏轩介绍。

2016年以来,洛阳市对新型搬迁安置社区建设又提出了“五有”标准,要求配齐服务中心、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卫生室、综合文化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安置社区与公共服务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用。

穷则思变,变则路通。2001年,洛阳决定在嵩县木植街乡等地试点探索“易地安置,扶贫搬迁”,搬新家、立新业、拔穷根的新路子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2006年,在国务院扶贫办的肯定和支持下,洛阳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实施易地扶贫搬迁。2008年11月,全国第一次移民扶贫工作现场交流会在洛阳召开,以此会议为标志,易地扶贫搬迁正式列为国家扶贫重点工作。

老郭今年67岁,老家南台村是一个交通闭塞的贫困山村。今年按照易地搬迁人均25平方米的标准,一家人分到了一套三居室,地点就在学校、幼儿园、医院、服装厂等俱全的德亭镇德福苑社区。

面对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形势,洛阳市全面夯实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脱贫的政治责任,以市长为组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统揽易地搬迁、转移就业等8大重点专项推进小组,各司其职,合力推进。要求所有的县委书记每周在贫困村住一晚,零距离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现场协调解决搬迁中的资金、土地等最棘手、最迫切的问题。

洛阳扶贫搬迁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中心”——增加贫困群众收入,这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坚决避免“住着新房子,过着苦日子”。

这一理念的形成经过了“三级跳”。初期的搬迁理念较为简单,就近在乡镇所在地建安置点。2010年,洛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搬迁“四靠”原则,靠县城、靠乡镇、靠园区、靠旅游点。2011年,进一步提出,把扶贫搬迁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统筹安排,扩大集中安置规模。

为让农民尽快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洛阳市要求在每栋搬迁楼里安排一名乡村干部,挨家挨户来一次新生活“入门教育”,手把手教会群众使用液化气、电磁炉、马桶等。

“挪穷窝,住新房,永远不忘共产党;拔穷根,搬新居,时刻铭记习主席。”这是近日记者在河南省洛阳市嵩县德亭镇采访时,看到易地搬迁贫困户郭杰娃家的一副对联。